
“中国中产处于巨大的焦虑之中,但这就是生活。”
“即便是我,也会有这种焦虑”。
尽管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弊端实际构成了一种巨大的焦虑,使一部分中国中产阶级走出国门,到他国寻求更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
200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群不到8000万,17年过去,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已经达到3.8亿左右,占全球中产人数的35%。预计再过5年,全球中产将增加2.3亿人,那时候40%的中产阶级都是中国人。
如今,学界将中国中产大致分为三类,“老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边缘中产阶层”。
边缘中产阶层是承受市场竞争压力最大的中产群体,就业压力和房价压力等严重阻碍他们上升到新中产阶层队伍,并过上真正的中产阶层生活。
许多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呈现出边缘中产的特点,“在经济下行趋势中,他们的焦虑一般更为严重。"
然而,问题根源或许在于中产希望在守护财富的同时,维持“岁月静好”的状态,却忽视经济地位的维系很多时候离不开社会变革。
所以,每一次公共安全事故后,中产阶层虽是舆情的倡导者,却未能将危机转化为呼吁社会经济改革、财产权利、政治问责与公民权利的契机。不满情绪褪去后,他们更倾向于寻求替代出路,比如移民。
从2010年开始,中国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三次移民潮。
和之前两拨移民潮不同的是,这一次,移民主力不再是前朝难遗老和淘金的打工者,而是中产以上的富裕阶层。
从2012年至今,中国人是美国绿卡申请人数的第二大群体,仅次于墨西哥人,但墨西哥人多以工作签证、技术移民为主,如果要论投资移民,那中国人绝对是老大。
中国人还是英国移民的最大申请群体。
中国人还是加拿大枫叶卡的最大申请群体。
中国人还是澳洲除技术移民外,最大的移民申请群体。
在这个庞大的移民群体中,超级富豪是引路者,中产阶级才是真正的主力大军。
经济发展差距
经济发展差距是中国中产阶级移民现象发生的首要原因。当移民所花费的成本小于移民之后所获得的各项收益时,移民现象就会发生。移民追求的首要目标就是更好的工作机会与收入回报。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资料显示,虽然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perCapita)只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同时,中国不断走高的各项生活成本是促使中国中产阶级移民现象产生的重要经济因素。虽然中国中产阶级移民普遍在国内收入状况良好,但国内持续攀升的房价仍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买房不如移民”已成为很多很多有移民愿望人士的认可。“合理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世界银行标准是5:1,联合国标准是3:1,现实中,美国是3:1,日本是4:1,发达国家的城市中,澳大利亚悉尼是8.5:1,美国纽约7.9:1,英国伦敦6.9:1,韩国首尔7.7:1,日本东京7.9:1,新加坡5:1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提供的数据,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普遍超过10,其中深圳为15.1,北京为14.9,上海为9.7;二线城市的厦门、杭州,比值分别高达13.1和10.9。物价成为近两年来城乡居民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我国价格总水平在不断攀升,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较快。2017年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达4.4%,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占总涨幅的74%。居高不下的房价和持续的通胀压力让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倍增,人们普遍担心财富的缩水,对财产安全感的缺失与生活压力的增大导致一些中产阶级萌生移民海外的想法。
社会矛盾和问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在短时期内无法改变。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以下五方面问题。
第一,就业问题。中国仍面临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中国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传统产业部门因收入太低而无法吸引知识性劳动者,但现代部门的发展不足导致就业机会有限,这样就出现了在部分领域高学历劳动者供大于求的现象,产生了所谓的“知识失业”。本来稀缺的人才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或是人才无用武之地,或是人才创业环境不理想,压抑了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国内就业状况的不理想导致部分人才另辟蹊径,有的加盟境内的外资企业,有的外流他国甚至定居国外。
第二,教育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是很多中国中产阶级移民的主要动因之一。“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几乎是共同心理。即使相当一部分新移民在新的国家不能很快找到与自己之前收入相符的工作,要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但他们情愿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为子女谋求更好的未来。中产阶级的高学历背景意味着一条漫长而艰辛的求学之路,他们深知国内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所以不愿再让子女承受沉重的课业负担与高考的压力。
第三,社会保障问题。“2017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收入总比重为28.9%,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5000美元的国家相比,分别低14和25个百分点 。”其中社会保障支出仅占中央政府各项财政支出总比重的0.73%,而美国是30.58%,加拿大是45.37%,德国是54.03%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低,还没有形成普惠性的社会福利制度。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全覆盖、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在法国,公民从出生到死亡受到400多种福利的保护。我国中产阶级作为纳税比例最高的群体,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福利回馈,高物价和高房价的压力使他们要为维持体面生活而付出巨大努力,并时时担心生活水平下降、沦为底层的危险。社会保障的不足所导致的中产阶级焦虑可谓是一种福利主义焦虑。
第四,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和医疗安全,是当前中国公民最担心的三大安全问题,其中,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最为严重,而中产阶级的不安感又远远高于其他人。这些食品安全事件不仅体现了食品制造企业、餐饮企业的诚信与良知的缺失,体现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不足。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社会诚信体系比较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体制完善,食品的质量更有保证。
第五,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在大力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对环境保护仍然投入不足,在节能减排、控制污染等方面仍需提高。而国外很多空气洁净、林木苍翠、绿草如茵、景色宜人的花园城市对中国中产阶级移民有很大的吸引力。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让中产阶级产生了焦虑感、不安全感,在国内生活的幸福感降低,进而产生了移民的愿望,同时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如全球劳动市场的逐步成型、思想观念的开放、科技的进步以及移民目的国宽松的政策法律使移民变成了一件切实可行的事情。所以中国中产阶级移民潮的现象出现不可避免。